【叶宋曼瑛博士访谈录·4·】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题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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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立台湾大学（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正在进行一项全球性的对海外公共知识分子的研究项目， 被研究对象是从事同中国研究相关的高级学者。这是一个口述历史项目，被形容为“中国知识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China Knowledge）”。惠灵顿大学历史学家Pauline Keating教授分管该项目在新西兰的进行，在新西兰，这个项目被称为COMPARATIV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 STUDIES IN NZ。我作为记者、叶宋曼瑛博士（Dr. Manying Ip) 的学生，承担了对曼瑛博士的研究采访任务。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从香港移民新西兰的叶宋曼瑛博士是新西兰皇家学院首位华人女院士、奥克兰大学亚洲研究学院教授。曼瑛博士是新西兰华人历史研究的先驱，她的开拓性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曼瑛博士也担任许多社会职务，是位在新西兰社会备受尊重的华人学者。
毛传媒发表的对曼瑛博士的访谈系列，同原有的学术性访谈有所不同，内容更为丰富，表述也更为生活化。访谈录希望从一个高级学者的视点，展示新西兰社会这一百多年来的进程和华人移民在其中的命运起伏；同时也展示出曼瑛博士从事研究的心路历程和对个人身份定位的探索。
- 毛 芃
叶宋曼瑛博士在自家小院
（毛芃2015年12月摄影）
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题目的选择
毛芃：曼瑛老师，上次咱们说到您是1974年移民到新西兰的。那您是什么时候去奥克兰大学读书的？什么时候获得博士学位？
曼瑛：我是1977年获得奥克兰大学中国文学硕士学位、1983年获奥大历史学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先生，论文（英文）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9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论文中译本，书名是《从翰林到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
右为曼瑛博士论文英文版，左为中译版
（毛芃拍摄于叶宋曼瑛博士家中）
毛芃：记得您在香港大学读的是历史，在奥克兰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为什么读了中国文学？
曼瑛：说起来很好笑，奥大当时只有一位教中国历史的老师（现在也还是一位），正好他那年不在，去度假了。但是我已经报了名，又不想放弃，那怎么办呢？学校说那就念中文吧，我说我之前没有专门念过中文，可以直接读中文专业的研究生吗？ 他们就让我见中文系的道格拉斯·蓝克实（Douglas Lancashire）教授。
在香港时，我念的中文书比同龄的同学多，因为我母亲是女子汉文师范学校第一届的毕业生，是香港那阵子唯一的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是正式训练出来的老师。她一直做教育，从小就教我们兄弟姐妹们读唐诗宋词。
长大后，我母亲请了一位古文老师教我们《汉书》、《史记》、唐、宋古文、《左传》，教我们念《论语》、《孟子》之类，像读私塾一样。读大学的时候，我课余还在念这些东西。
我中学时用中文念过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 大学也一直都有学习，我对自己学习中文还是蛮有信心的。
我于是请我的古文老师给我写了一封正式推荐信，证实我念过哪些书，结果奥大就录取了我。
毛芃：您读研究生时主要做了哪方面研究？论文写的是什么？
曼瑛：做研究生论文时，我同教授讨论写作提纲，蓝可实（Lancashire）教授建议我研究浩然的《金光大道》。
毛芃：这个建议有意思，浩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大陆知名度很高，他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金光大道》、《艳阳天》都拍成过电影。 您那时有读过《金光大道》这本书吗？
曼瑛：之前我并没有读过浩然的作品。我在奥大图书馆借来《金光大道》，读完后发觉这根本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决定不做这个题目，我想写白先勇，反而蓝克实教授从来没有听说过白先勇。好在他允许我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题目，我觉得蓝克实教授真是挺开通的。
（网络图片）
毛芃：蓝克实教授为什么会推荐您研究浩然的作品？为什么您对浩然的作品不感兴趣、对白先勇的作品感兴趣呢？
曼瑛：那是70年代，文革还没有结束。那个时候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对中国大陆官方认可的作家和作品知道的比较多，包括样板戏在内。当然，西方学者对样板戏的研究并不是研究它的美学价值，而是研究它的宣传效应。
可是，我对为政治服务的作品压根不感兴趣。我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白先勇的短篇小说。白先勇的小说描写的是个人的内心世界，个人的命运，而个人命运又是同旧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白先勇小说对人物的描写、小说中表现出的时代更替、人物命运都非常吸引人。
感觉他的笔法像曹雪芹写《红楼梦》，我很喜欢看《红楼梦》。
白先勇的作品写得很好，题材也很好。例如写台湾留学生到美国留学，那种文化上的冲击、失去了自文化上的根、男孩子的那种自卑感，写得生动传神。
他的《谪仙记》 表现了主人公李彤从中国到美国后命运的变化，从上层社会下到凡尘， 犹如“谪仙”。
现在回过头来看，白先勇写的《台北人》和《纽约客》这些作品，不是很曲折的故事，写的其实就是离开了自己的根再怎么定位的问题，失去了自己原来的舞台，生活在社会边缘，那种委屈，当然也是悲哀，这其实是在探讨海外华人的身份问题。
这同我当时的生活经历也是契合的，所以是我感兴趣的东西。
毛芃：白先勇先生是海内外知名度很高的华人文学大家，您同他见过面没有？
曼瑛：那时（1970年代末期）研究白先勇的人不多，他当时还在美国Santa Barbara大学教书，我就写信向他请教。
我到现在都没有见过他。不过我们有不少共同的朋友。
2008年我在香港大学讲学，正好他也在那里讲学，还说要来听我讲课。但我演讲的时间正好是他的public lecture (公开课)时间，结果没有碰到。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但有通信联络。
白先勇是民国时代的白崇禧将军之子
（网络图片）
毛芃：您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请问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同中国历史和文化挂钩吗？
曼瑛：那肯定是，这是我们自己的根本，历史影响着文化，这个感受最深。
张元济先生1910年赴欧时拍摄
（网络图片）
当时在确定博士论文题目期间，（中国）刚好出了一套江西瑞金苏维埃时期的文献，是有关李立三之类的文献，奥大导师问我想不想做这方面的研究。我细细看了一下，觉得内容很枯燥，实在是没有兴趣。
倒不是因为内容太政治化，是我母亲曾经的教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说：“追求学问，要做你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真的可以让你废寝忘食的事情。”
记得一位同期从香港来的港大同学（一个医生的太太） 很诚恳地劝告我说，你念这些中文的东西在新西兰哪里会有什么出路，要念就念社会学、法律什么的，毕业以后好找工作。
但是我对那些没有太大兴趣，这并不是说我没有考虑找工作，也不是说我不需要钱。我总是想追求我最感兴趣的研究题目。
毛芃：是啊，第一代华人移民在海外谋生不容易，大家去读书也是本能地寻找容易就业的专业，男人大部分选电脑专业、女人很多选会计专业。我2000年到奥大报读媒体专业研究生课程时，还有朋友认为出于个人喜欢选这个专业太奢侈了，因为这一行就业不易。
曼瑛：现在我退休了，我能够说我这一生很幸运，我一直都在做我喜欢的事情，研究我真正喜欢的东西，不是为了应付生活或是为了要有一个好的出路。
我的那位同学改行，她的事业也非常成功，所以我不能说她当初对我的建议是对还不是不对。
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庆幸，真的感到非常幸福。大的方向像中国历史、中国文学，这些都是我最喜欢的东西，退休以后我也会做这方面的工作，不会做其他。
像当年写硕士论文，如果我不坚持的话，可能就做《金光大道》了。我当时对教授说：“对不起，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想做自己感兴趣的。”
毛芃：您做博士论文为什么会选择研究商务印书馆、研究张元济呢？说实话，张元济先生，很少有人知道他呢。
曼瑛：选择这个研究题目，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有深度，可以探讨。结果很幸运，我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文革还没结束，没什么人想到研究商务印书馆，没人知道张元济，也没有人愿意知道，人们也不敢谈。想不到很快文革结束，中国开放了一点，我能够进入大陆，见到那些权威的、愿意同我分享资料的人。
我真是非常、非常幸运，真的是凭着一股蛮劲和信念才有今天。
说起张元济先生，他是一位很特别的人，他是清末的翰林，旧学基础深厚，传统学问非常好。
张元济先生属于开明的民主派人士，很有知识分子的风骨，他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所以大陆和台湾双方都不觉得他是有利用价值的人。
中国大陆不看重他，因为他不是共产党人，不是新中国新教条主义下的那种被推崇的模范人物。
张元济是民国政府时期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可他不支持国民党，也不欣赏蒋介石。
张元济是旧知识分子的典型，是士绅改革家和立宪主义者，他参加过百日维新、戊戌变法，见过光绪皇帝，同光绪皇帝探讨社会改良。张元济对社会变革抱有极大的热诚，有很好的理想。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张元济退出仕途。他希望能通过教育和出版业来改良社会。他很有眼光，打造了中国最好的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了《词源》、《二十四史》、《四书五经》这些传统书籍，还出版了很有社会影响力的《小说月报》和中国第一个谈论时政的杂志 -《东方杂志》。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小说是被人瞧不起的文学形式，但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在当时成为很受欢迎的文学刊物，巴金的小说就曾在《小说月报》发表，茅盾先生是《小说月报》的编辑。
《东方杂志》也很有影响力，在那之前，中国还没有一本谈论时政的杂志。
同时，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不少西方翻译作品，例如严复先生翻译的《天演论》、 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
商务印书馆的这些出版物，在当时造成很大社会影响，可以说是开一时风气之先。
张元济先生是文化人、但他很务实，从没有看不起经商的人。总之，他是一位非常值得敬佩的人 。
我做研究的时候去大陆拜访那些同张元济有交往的学者，叶圣陶、茅盾等这些大学者愿意见我，是因为他们想告诉我有关张元济的事情。
毛芃： 您在研究张元济期间，都访问过哪些大文豪？记得以前采访您的时候，您还提起访问过钱钟书先生。
曼瑛：我是1979年见的茅盾先生，同他做了访谈，我还见到了叶圣陶和钱钟书先生。那时中国刚刚开放，我就那样冒昧地跑到北京，找这些名满天下的学者。
见茅盾先生时我很紧张，记得他穿着蓝色的暗花织锦长袍出来见我，很郑重其事的样子。
我是在北京南锣鼓巷他家里见的茅盾先生，他家现在成博物馆了 – 就是茅盾博物馆。
茅盾先生是非常认可张元济的，他曾担任《小说月报》编辑。他把从前他同张元济往来的书信都找给我看，还有严复同张元济的来往书信也找给我看。
张元济当年同很多知名人士都有书信往来，这些书后来被编成《张元济友朋书札》。
（毛芃拍摄于曼瑛博士家中）
胡适写给张元济(号菊生）的亲笔信复印件
（毛芃拍摄于曼瑛博士家中）
毛芃：您那时在新西兰，70年代末的通讯联络远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您是怎么联系上茅盾先生的呢？
曼瑛：这得感谢我父亲的朋友孙源伯伯。孙伯伯现在过世了，他那时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是曾经在法国留学的资深老编辑。抗战时，他做法文翻译，我爸爸做英文翻译，他们在桂林、重庆一代工作，就是战时的大后方吧，是那个时代的文化人。
我父亲解放后和孙伯伯一直没有联系过，直到我去大陆找他。孙伯伯向茅盾他们介绍我，带我去见他们。
毛芃：您能谈谈对茅盾先生的印象吗？您刚才说见他的时候他穿着长袍，这种打扮在解放后的中国大概很少见，特别是文革刚结束，这种穿戴很特别呢。
曼瑛：是啊！我现在猜想，大概他那时觉得我是从新西兰那么远的地方来的吧，所以装扮得那么隆重。
我第一次去找茅盾先生是1979年11月。他当时在写《我走过的道路》，我记得书稿就在他的桌子上。
茅盾先生还赠送了我他写的小说《子夜》（Mid Night）。他一共送了两本，一本给奥克兰大学图书馆，一本给我。
他签名先是签“沈雁冰”，然后说自己的字写得不漂亮，然后又用“茅盾”签了一次，这次是他熟练的签名，就很好看了。
见到茅盾先生后，我在笔记本上写茅盾“康健，但是中气不足，气喘。”
同茅盾的访谈我都做了录音，录音带后来送给他在桐乡的纪念馆。因为在90年代，纪念馆筹备开幕式的时候到处找他说话的声音，居然找不到。
介绍我见茅盾先生的孙伯伯找我要录音，我于是把我当时采访茅盾先生的录音带送给了茅盾博物馆，自己也没留个记录。
那时候录音都是小录音机，用（cassette tape）录音带。
毛芃：您刚才说还见了叶圣陶先生和钱钟书夫妇？他们什么装扮还记得吗？
曼瑛：叶圣陶先生穿的是中山装，是四个口袋的那种。
我还保留有张钱钟书先生夫妇的照片，这是1988年我去北京见他们，了解有关商务印书馆的旧史时拍的。钱先生穿的是蓝色的高领加盘扣外罩，他的夫人杨绛的装扮也挺传统，黑色高领外罩的外面是有盘扣的灰色马甲，看起来很像香港中国国货公司里的服装。
钱钟书夫妇在家中
（叶宋曼瑛博士1988年年底拍摄）
毛芃：您也拜访过胡愈之先生是吗？他是民国时代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还担任过政府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
曼瑛：是的，我1979年先是到北京东四胡愈之先生家，然后去了茅盾先生家。从胡家的四合院出来后，我在记事本上写了“气派非凡”这几个字，因为院子都有卫兵把守。
记得当时是冬天，北京的路上到处是煤球、大白菜，那时候还要用粮票。
我记得还去北京东风剧场看京剧，印象很深，那是第一次去看京剧。
叶宋曼瑛博士70年代末在北京商务印书馆前
（曼瑛博士提供图片）
（未完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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